有学者对此持不同见解，指出这是牵强的解释，认为人之尊严并不拥有与基础规范相似的功能和意义。

那么，取缔究竟是行政处罚还是行政强制措施？[28]法律性质的不同，其法律根据、适用条件和程序就会有所差别。责令改正针对的是违法行为，而责令停产停业则针对企业的整个生产经营行为，不仅包括违法行为的改正，也包括合法生产行为的中断。

有学者认为，没收违法所得必须是没收进行违法行为之所得。其二是从行政处罚的功能角度加以认定，即尽可能将有处罚功能的行为界定为行政处罚，以便接受行政处罚法的规范。我国行政处罚法上的吊销营业执照即是一种授益性行为的撤回，属于制裁性撤回。作者简介：王贵松，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文章来源：《法商研究》2020年第6期。也正是因为其不是对过去违法行为的报复，德国法自1931年以来就已将执行罚更名为强制金（Zwangsgeld），避免再用罚字。

这里以较有争议的没收类行政处罚为例加以分析。[45] 参见万红：《道路交通违法记分的法律属性与立法完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 期。郑贤君.作为政治审查的合宪性审查[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2018（5）：508.肖蔚云教授和许崇德教授都否定地方人大享有宪法监督权，其理由都是宪法已明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专属监督宪法实施的权力，并且监督宪法实施是与宪法解释联系在一起的，而宪法解释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权力。

废止与修改一样，在广义上属于立法之一种，如通常所指的法律的立、改、废，就是指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机关自行废止其所制定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如果涉及基本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审议报告提交全国人大，由全国人大决定[39]。第二，宪法监督是对规范性文件是否合宪进行审查，而监督法规定的审查主体是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且是对两高司法解释是否符合法律进行审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领导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既说明二者属于同一个机构，彼此之间是上下级关系，也说明各专门委员会是权力机关的一部分

其共同之处在于将政党-国家对立视为基础命题，存在着不同程度上去人民性的倾向，割裂党性、人民性与国家性（法律性）的统一。虽然该观点注意到五四宪法宪法民主性的一面，但并没有将人民性纳入我国宪法本质，从而对宪法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统一缺乏深刻认识。

③参见 Christina Bumke,Andreas Voβkuhle:German Constitutional Law :Introduction ,Cases , and Principal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9,p1-7)本书作者多次强调宪法作为历史文件的重要性，认为基本法之所以能够长命(经历了70年)，在稳定战后德国社会方面取得了持久成功，是不能单纯解释为应归功于法律文本内容，否则将过高估计其作为规范的事实力量。其理论依据是孙中山军政、训政和宪政三阶段论，其规范依据是1931年《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中规定的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行使中央统治权。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任何事物都有本质和现象两个方面，本质是事物的内部联系，现象是事物的外部表现。这一看似强化执政党宪法地位的提法既不符合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地位，也不符合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制宪的事实，还不符合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

首先，党性、人民性和法律性三者有机统一决定我国宪法权威具有单一性，我国宪法是一元宪法。党导立宪制的精髓是二元宪制[13]，党导立宪制就是在宪法中明确人民主权，规范一党的领导，人民主权和党的领导有机统一在宪法中，宪法和党章并存的二元宪政体制。马克思主义认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各种阶级或者社会政治力量对比的产物。例如，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中国，这种阶级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决定了新中国成立后制定的五四宪法与旧中国的宪法性质上截然不同。

五四宪法序言开篇即言：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多年的英勇奋斗，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1949年取得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因而结束了长时期被压迫、被奴役的历史，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此一论断是错误的，该观点虽然注意到我国历部宪法的制定是由中国共产党党内起草的，注意到其后历次宪法修改是由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决定的，但却没有从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宪法是上升为国家意志的执政党的意志以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方面分析这一现象，致使其得出的结论与其陈述的事实是自相矛盾的。

多元宪法说将法律渊源与法治权威混为一谈，忽视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的事实。1954年6月14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0次会议上作出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中指出：我们这个宪法草案，主要是总结了我国的革命经验和建设经验，同时它也是本国经验和国际经验的结合。

马克思主义宪法本质认为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意味着一国法律权威是单一的，只有统治阶级的意志才是法的本质。党国宪政的实质是党治，其内在前提是，人民缺乏管理自己的能力，须由国民党驯服引导，代理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用这一名词概括中国的宪法实践在本质上的错误的，既不符合客观事实，也没有科学依据。国家性就是法律性，党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就是法律化的过程，党的主张、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符合这一原理。法律渊源的多样性与国家法治本质是两个层面的问题，认定法律渊源的多样性并不必然导致认定本国法治的多重权威。实质民主是在制宪过程中广泛征求群众意见。习近平指出：我们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都是人民根本意志的反映，在本质上是一致的[9]补充页码（147页）。

试图用西方宪法概念讲述中国故事是难以奏效的。各国宪法均承认人民是国家权力和法治终极权威。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这三座大山，建立属于全体劳动人民的政权。诚然，欧美国家特别是判例法国家在制定法之外存在法官造法这一重要渊源，此外，条约、习惯法和学说等同样具有法律效力，但法律渊源的多样性并不因此导致这些国家认为本国法治权威的多样性，更不会将人民排除在本国法治权威之外。

宪法究竟体现谁的意志和利益即为宪法权威，表明宪法正当性的来源。政党宪法说强调政党政治，突出执政党的领导地位，但却明显忽视人民。

该观点摒弃了宪法和法治的人民性、淡化了宪法和法治的国家性并且弱化了党内法规体系的合法性基础。中国宪政体制建立在事实与规范的分离、党与国的分权的基础之上[18]。该观点的初衷是正面回应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将党内法规体系纳入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否定国家法中心主义，认为我国是多元一体法治共和国，但其实质依然是认为我国宪法是多重权威。这一论断揭示了法、国家与统治阶级的关系，法是上升为国家意志的统治阶级的意志。

综上所述，多元一体法治共和国不符合人民主权这一普遍原理。参考文献 [1]张庆福，王文彤.关于宪法本质的理论[J].外国法译评，1995（1）：（8-13页）。

其二，从修宪过程看，五四宪法其后的历部宪法都只是对第一部宪法的修改，无论是全面修改，还是部分修改，宪法修正草案都是由中国共产党提出，国家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最后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文章来源：《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我国宪法反映了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体现了我们党的初心和使命，明确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名副其实、不折不扣的人民的宪法[23]。该观点认为，五四宪法是1949年后中国第一部宪法，制定时中国尚处于官方宣布的新民主主义阶段，制定过程吸引了各派政治力量广泛参与，具有较高的科学性。

占统治地位的个人除了必须以国家的形式组织自己的力量外，他们还必须给予他们自己的由这些特定关系所决定的意志以国家意志即法律的一般表现形式[5]。双轨宪制说认为，这种二元宪制只不过是一种过渡时期的宪法体制，是一种权宜之计，是不民主的双轨宪制，即宪法的未来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双轨宪制能否有序地进一步向民主宪政的方向转型[10]。其由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是正式的民主程序，其在征求全民意见过程中是协商民主形式。这是一个完全体现人民意志的根本法，是制宪权属于人民在中国宪法制定过程中的体现，用党国宪政概括其本质是不符合事实的。

这部宪法的制定是由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决定的，并且成立了国家的宪法起草委员会。习近平明确提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

该论断具有科学性，符合[2] 国家与法的一般理论，符合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国家的历史，符合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修改宪法和实施宪法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切共同的规章都是以国家为中介的，都获得了政治形式，而国家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20]。

双轨宪制说在反驳了中国宪法是不成文宪法和活的宪法的前提下，认为我国宪法是在执政党和国家两个层面展开的。综上所述，一元宪法论符合我国宪法序言阐述的政治和历史事实，是马克思主义宪法本质理论的中国化[3]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本质理论的时代表现。